新华社太原9月19日电（记者王菲菲、许雄）中国北部，山西省会太原的老城区，二战侵华日军“太原工程队”遗址隐于市井喧嚣。遗址由两排低矮的老旧房屋组成，旁边一块“俘殇地”石碑提示着这里曾上演的人间惨剧。

　　“1938年前后，日军为了侵略需要，在太原建立了战俘集中营。为掩人耳目，对外宣称是‘太原工程队’。”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太原市地方志研究室）研究人员张楠说，据不完全统计，这里曾经关押过中国战俘、劳工数万人。

　　在太原市档案馆，记者见到了一张抗战时期太原工程队入口处照片。在这张日本编印的《支那事变画报》刊登的照片中可见，被关押人员正在监视下进行劳动。

　　“他们（日本右翼）至今拒不承认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和掠夺。”“日军‘太原集中营’是残害中国人民的重要物证。”刘林生作为集中营幸存者刘侵霄之子，他根据幸存先辈们留下的自传、回忆录、口述和他们后代保存、收集的资料，以及日军回忆录等文献，写就了《中国的奥斯维辛：日军“太原集中营”纪实》一书。

　　步入当年的牢房，墙上的小窗和屋顶天窗射进的阳光形成斑驳光影，室内却仍是阴森的。

　　“被关押者一大部分被送到中国山西、河北、东北等地乃至日本去做劳工，还有一部分就在太原被日军残忍地用于解剖实验和活体刺杀训练等。”张楠说。

　　“黑面、沤玉米、小米是战俘的主食……一天两顿饭，上午是小米玉米粥，一人一碗，给一点烂咸菜，下午是一个三两多重的馍馍，给半碗盐水菜汤……以此维持生命不死”。幸存者肖平曾撰文回忆，“随着战俘人员的增多，馍馍越来越小，粥越来越稀，水菜越来越少，饥饿惨象就日益严重。”肖平曾目睹战俘竟吞食大便；水井虽有守卫监管，仍不断有人跳井自杀。

　　《太原文史资料》第9辑记载，时任日伪山西省粮食公社职员，实为特务机关人员的织田又藏也承认，中国战俘们过着“病不得医、饭不得饱的悲惨生活。而且还受着非人道的虐待，每天从事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每天都有死亡。”

　　日军对待战俘毫无人性，还体现在用战俘进行活人刺杀训练。

　　今年70岁的赵阿萌是“太原集中营”幸存者的后代。他的父亲赵培宪1937年1月参加红军，后在突围中被俘。“我父亲没有暴露身份。日军甄别认为他‘价值不大’后，就把他们一批人骗出城外，当日军活人刺杀训练的‘肉靶’。他凭着优异的身体素质，挣脱捆绑他的绑腿带，躲开刺刀，推倒日本新兵，跳下落差很大的沙河河床逃脱。”赵阿萌说。

　　日本战犯住冈义一被捕后供认，为了锻炼新兵在战场上的胆量，日军各部队让新兵用活人练习刺杀。1942年7月26日，一批俘虏从太原工程队被以外出参加劳动的名义骗到太原小东门外赛马场东边供日军进行活人刺杀训练。这次刺杀训练进行了4个批次，一批次杀害俘虏50人左右。8月上旬，又有120余名俘虏惨死赛马场。住冈义一承认，“其中，有70名左右，是在我的指挥下，由我亲手教练的机枪队的新兵直接杀害的。”

　　令人发指的还有活人解剖实验。根据侵华日军军医汤浅谦口述回忆的《挥之不去的记忆》一书记载，1942年12月，汤浅谦奉命到太原接受军医教育，参加了“监狱”中的一场活体解剖实验。日本兵对四名中国人射击后，“一边进行弹丸取出手术，一边也有小组在进行四肢截肢和气管切开手术……取出弹丸大约花了两个小时左右，但手术完成时，四个中国人全部因大量出血而死亡。”

　　汤浅谦回忆道，“1952年12月，我作为战犯被带到这里……我震惊了。啊，那个手术就是在这座监狱里进行的啊。”

　　即便在这种残酷恶劣的环境中，集中营内的中国共产党员仍通过各种方式对日军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自觉组成秘密党支部，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被俘人员，掩护与营救共产党人和被俘军民。

　　新中国成立后，为集中侦讯、审判日本战犯，日军“太原工程队”旧址成为关押日本战犯的战犯管理所。

　　经过4年严谨且人道的侦讯工作，1956年，9名罪恶深重的战犯被公开审判，分别判处8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在押的次要和悔罪表现较好的120名日本战犯宣布免予起诉，释放回国。

　　“我们铭记‘太原集中营’这段历史，不是为了传播仇恨，而是希望各国人民都能明白，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战争，是有明显是非曲直的。人类只有以史为鉴，才能走好未来的路。”刘林生说。